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亦称

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亦称地志或地方志。另外，还有一些专载江河湖海、祠庙寺观、名胜古迹、水利交通的书籍，亦可归人其内。方志的传统分类法属于地理门。

中国的方志，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大体而言：一是综合全国情况的有总志和一统志。二是地区性方志、省志，除常称通志外，也有称为总志、大志、全志、省图经的。府志。州志，包括直隶州志和一般州志。县志，分县志、县丞志等。厅志。乡村镇志，包括镇志、乡志、村志、场志、里志、坊志等。乡土志。其他有卫志、所志、司志、屯志、边关志、盐井志、盐场志，以及介于省志和府志间的道志。三是专志，指山水禅林、寺庙、书院、游览胜迹、人物、风土方面的志书。

方志起源很早。《周礼·春官》有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说法。到了西汉和魏晋时期，“方志”一词已屡见不鲜。关于最早的方志书，有人根据《周礼》所载，把早期的诸侯国史与后来的府州县志相类比，认为传说中晋国的《乘》、楚国的《祷杌》以及鲁国的《春秋》，已初具雏形。也有人认为方志导源于古地理书，如《山海经》和《禹贡》，后世撰方志者多仿效之。方志和古地图的关系也很密切，从两汉到隋唐时期大量出现的图经，可见到它们间的渊源关系。

方志的形式和内容，是在时代的前进中逐步充实完善起来的。大体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尚处于形成阶段。当时，无论是体例内容，方志皆属地理书，其称谓亦多为“地志”、“地记”。其内容主要记叙地区的方域境界、山川物产、风俗民情。但也出现了一些专记物产、山水、道里、寺庙的专志。现存的第一部具有比较完整内容的方志书《越绝书》（相传为东汉袁康所撰），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隋唐两朝，“地记”日衰，“图经”盛行，以“志”、“记”为名的方志书也发展起来。所谓“图经”，开始多以图为主，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经是图的说明，是图的附属物。隋唐时期，“图经”已以经为主，图反成为辅了，更加接近于后来所说的方志的性质。隋朝大业年间，朝廷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唐朝规定，州郡图经每三年编造一次，后改为五年一次；若州县有变，山河有改移者，不在其限。现存的《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成书于唐朝中期，可大致窥见隋唐图经的内容。该书按地方政区四十镇分列篇目，每镇有图（图现已亡佚），下载府州县户口、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后来在敦煌石窟出现的《沙州图经》、《西州图经》等多种，虽已残缺不全，但亦可见其所载内容之广泛。

宋代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宋初编《太平寰宇记》，吸收前代“地志”、“图经”的经验。编人姓氏、人物、风俗等门类，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使以记地为主的方志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至此方志书始体例初备，自成一体。宋代的方志，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据已知书目计算，约有六百多种，超过前面任何一代。其体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可为代表。全书分录、图、表、志、传五类，每类又有细目，层次清晰。又如范成大《吴郡志》，将全书分成四十余目，条理不紊。它们都对后来的修志者产生深远影响。

元代的志书以成宗大德七年（）成书的《大元大一统志》最为著名。全书卷，“于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古迹、人物、风俗、土产之类，网罗极为完备”。明代修《大明一统志》，曾以之作为根据。《大元大一统志》已无全本，今可见者仅剩十数卷。

明代的方志比较前朝又有发展，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全国有一统志，各省普遍修总志或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亦各多次修志。此外还出现了像《延绥镇志》、《山海关志》等边关志，以及村镇志等等。对于志书的性质，明人明确提出属于史的范畴。同时还出现了以正史为体的编撰方式，视方志为“资治”之书。明代的志书类目繁多，如程文的弘治《句容县志》目，李希程的嘉靖《兰阳县志》目。但也有以简略见长者，如弘治间康海修《武功县志》，共三卷七篇；韩邦清的正德《朝邑县志》，内二卷七篇，不足七千字，都很出名。

清代是地方志的全盛时期，不但种类全、数量多，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一批著名的方志学家直接从事修志实践，并在辑佚旧志和在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