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尧治理天下，像是粘土已经和好一样，任凭陶工去随意制作，就像金属在炼炉里一样，任凭冶工去随意铸造。因此人民真是招之就来，推之即去，使役他们就能够完成任务，禁戒他们就能够及时制止。尧的治理方法，不过是善于明确地发布该怎么办和不要怎么办的法令罢了。黄帝治理天下，人民不用招引就来，不用推动就去，不用役使就能够自成其事，不用禁戒就能够自行停止。黄帝的治理方法，那就是定了法就不改变，让人民习惯于依法行事。所谓仁义礼乐，都是从法里产生的。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周书》上说：“国家必须有法律，如果法不统一，那么国君就会不吉祥；人民不守法，也是不吉祥；国家改革法度来管理人民，就是吉祥。大臣们不用礼节和法制来教育百姓，就是不祥；大小百官管理国事的人脱离法度办事，就是不祥。”所以说：法律虽然难以长久恒定，但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是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最高标准的。无论君主或群臣、上层或下层、尊贵者或卑贱者，都必须一律遵守，所以要师法古时的法治，使社会上没有私自请托保举的人，也没有那种多识、博学和善辩的人，没有特异的服饰，没有奇怪的行动，所有的人都被规范限定到法的范围里为君主服务。

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然故堪材习士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1)，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1)堪材：指材力强盛能任事的人。下同。

所以圣明君主必须永远坚持的有两条：一是明确宣布法度而坚定地执行它，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管束役使他们。这两条是君主应当永远坚持的。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使用属下的；私，是属下用来侵犯法度扰乱君主的。所以，圣明君主立下法度而坚定地执行它，这样，所谓能干的人、懂法的人、多识博学的人们，就不可能扰乱法度了；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就不可能侵犯法度了；君主的亲信、近臣、亲属和宠爱的人们，就不可能违背法度了；珍奇宝物就不可能惑乱君主执法之心了；对任何事物的处理，不在法度之中，也都不可能行得通了。所以，法是天下的最高准则，是圣明君主的法宝。

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堪材习士闻识博学之士能以其智乱法惑上，众强富贵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邻国诸侯能以其权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财以禄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国之治，不可得也。圣君则不然，卿相不得剪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亲爱，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1)，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1)辑睦：和睦。

现在天下的情况就不是如此，本来有良好的法度却不能坚持。因此，所谓能干的、懂法律的和多识博学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谋来扰乱法度，迷惑君主；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威势来破坏法度，侵害君主；邻国诸侯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废置太子，任用辅相；国内大臣能够运用他们的行私来拉拢百姓，并克扣公财豢养私党。在这种情况下，希求法度通行，国家太平，那是不可能的。圣明君主就不是这样，不允许国家卿相克扣公财豢养私党，群臣不能任用自己亲昵的人为官，君主自身也明确宣布制度而坚定地执行它。这样，群臣协力同心，围绕着君主来为他服务；百姓也团结和睦，听令守法，做他们应做的事情。所以说：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都遵从法律，这就叫作大治。

故主有三术：夫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置仪设法以度量断者，上主也。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倍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者，中主也。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倍其公法(1)，损其正心，专听其大臣者，危主也。故为人主者，不重爱人，不重恶人。重爱曰失德，重恶曰失威。威德皆失，则主危也。

(1)倍：通“背”，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