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臣说，汉王必定先取济南；有大臣说，汉王一定会占据南京。但是宣宗却说，汉王既不会攻克济南，也不会占据南京，他必定会坐地投降。

大臣们有些不明白，宣宗解释说：“汉王虽然外表上傲慢，但内心非常怯懦，处理事情优柔寡断，他之所以敢造反，是因为看朕年纪轻轻就继承了帝位，臣民之心容易煽动。而且，他还以为朝廷会派别的将领去讨伐他，这样他就能够侥幸达到谋反的目的，现在听说朕亲自讨伐，早已经吓破了胆，恐怕大军未到，早就准备好投降啦！”

果然高煦听到宣宗御驾亲征，早变得恐惧不已，体如筛糠，大军还没到，就做好了投降准备，哪里还谈什么攻济南、占南京呢！

其实，宣宗皇帝等于没费一兵一卒，就平息了汉王高煦的叛乱。原因就是宣宗已经十分准确地把握住了汉王的心理，他没有派普通的大臣去平叛，而是御驾亲征，首先从气势上、心理上击败了对手，不过是“先胜而后求战而已”。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孙子在这里提出了“修道而保法”的思想，它强调了军队取胜要修明政治、严肃军纪。这虽然不是战争取胜的决定性因素，但也是其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政治腐败，军纪废弛，那么很难想象，这样的军队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子把修明政治的“道”放在首位，认为它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修道”要求国家政治清明、经济强盛、君民上下同心、士兵上下同欲。而“保法”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有了严格的军纪，才能使军队的运作有章可循，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公元者053年，宋朝名将奉命远征侬智高。狄青向前敌将士下令，不得轻率出兵迎敌。当时，陈曙恐怕狄青独得战功，乘狄青未到之前，抢先发兵进击到昆仑关，即被敌人打败，袁用等将领狼狈逃回。狄青到了宾州，得知陈曙兵败的事情后，决心严申军纪。次日，诸将都到齐后，在堂上列坐。狄青起身向陈曙行军礼，陈曙马上还礼。然后狄青召袁用等人，叱责陈曙违犯号令，按军法当斩，袁用等遇敌即逃，罪也当斩，遂令卫士一一捆绑，推出辕门，斩首示众，其余将领，大为震惊。从此其他将士再无违令者，而狄青所率大军以军纪严明著称，战斗力也大大增强。

如果狄青纵容部将陈曙擅自出兵，不“修道保法”，那么不但陈曙本人有可能重蹈覆辙，而且其他部将也有可能效尤。这样，将会引起士兵们的不满，从而导致军心涣散，战斗力大大降低。那么狄青也只能成为一个败军之将。

企业要想不被战胜，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企业的管理不外乎人、财、物、技术与信息等几个方面，经营者只有通过计划、组织、指挥、调控等手段强化对以上几个方面的管理，才能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从而在竞争中稳操胜券。

日本的八佰伴商社是从沿街叫卖蔬菜起家的，经营这家商社的是和田良平和他的妻子加津。他们创业之初，规模很小，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住脚，夫妇俩把“童叟无欺”作为自己的经商信条。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和田良平夫妇终于有了自己的店铺，店铺取名为“八佰伴热海分店”。可是不久，热海市连遭大火，很多商铺都葬身火海，化为灰烬，这当然也引起了“热海”市蔬菜价格的暴涨。此时“八佰伴”正好有一批进货是在大火后运到，可是和田良平夫妇并没有趁火打劫——提高菜价，而是仍以平价出售蔬菜。他们认为现在大家都很困难，不能趁机赚取不义之财，这一举动很快使他们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而夫妇俩也赢得了市民们的好感和尊敬。大火后，凭着这种“童叟无欺”的信义，他们在废墟上建起了二层楼的商店！和田良平夫妇在事业有成的基础上又对经营方针进行了改革，他们大胆实行了明码标价的营销方式，这在当时的日本尚且为数不多。不仅如此，他们还对顾客实行让利的政策——将商品的毛利下调百分之一。消息传出去后，“八佰伴”的顾客又增加了一倍。正是凭着这种不懈追求、不断创新、一心为顾客服务的精神，“八佰伴”为自己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发展的良机。

“八佰伴”由沿街叫卖蔬菜起家，发展成一家国际大商社，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注重“修道保法”，恪守良好的经营原则，这才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赢得了一次次的发展契机。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它的政治思想核心就是“仁政”和“以德治国”。这种思想，对每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魏将吴起公正廉洁，善于用兵，颇得将士欢心。魏文侯便拜吴起为西河郡守，以抵御秦国和韩国的进犯。魏文侯死后，吴起便辅佐魏文侯的儿子魏武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