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每天晚上都要思考百姓的事情，有时候到半夜三更都无法入睡。害怕都督、刺史不能够体恤百姓，所以，我就把他们姓名写在屏风上，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都能够看到。如果哪位官员有好的政绩，我也全部写在他的名下。我居住在深宫之中，闻见有限，不能够看得很多、听得很远，想做的事情也只有委托给都督、刺史，这些官吏直接关系着国家政局的好坏，尤其需要选择适当的人选。”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天下太平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你不向我推荐贤才，那我该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呢？”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出类拔萃、有才能的俊杰。”唐太宗说：“过去，圣明的君主很善于使用人才，从中选拔杰出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遗老遗少。哪像商代的国君武丁梦见了他以后的丞相傅说，周文王占卜将遇到辅佐他的姜太公，然后才寻访他们，开始治理国家呢？哪个朝代没有贤才？只怕遗漏了贤才，而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啊！”封德彝听后，惭愧地退了下去。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我发现吏部选择官员，只看他文才是否出众，而不看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露，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但是对老百姓已经造成了危害。那么，如何才能够选拔到好的官员呢？”杜如晦说：“西汉和东汉选择的官员，他们的美德闻名乡里，成为众人的楷模，然后他们被州郡推荐，最后才被任用，所以，两汉以选拔人才多而著称。现在每年选官，人数数以千计，那些人外表忠厚，言语华丽，而其人品和才能大家却不能知道，选择官员的部门也只是根据他们的进身决定官职。由于选才制度实在不合理，所以现在难以找到人才。”于是唐太宗下令，按照汉代的法令选官，有功之臣加官晋爵的办法被废止。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徵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徵说：“古人说，君王必须根据官职选择官员，不可以随随便便就任命官员。现在，我每做一件事情，都会被天下人看见；每说一句话，都会被天下人听见。用人得当，做善事的人就会受到鼓励；错用了坏人，为恶的人就会愈加嚣张。依据功劳行赏，无功的人自然会退却；根据罪过进行惩罚，为恶的人自然会受到警诫。所以，赏罚都不可以轻易实行，用人必须慎之又慎。”魏徵说：“知人善任，自古以来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需要考核官员的政绩，以奖善惩恶。现在选拔人才，必须仔细地查访他们的行为。如果选拔的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就可以任用他，即使这个人并没有济事之才，那也只是能力有限，不会对国家造成大的危害。可是错用了坏人，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官位为所欲为，那样危害就大了。如果碰上乱世，只能够做到唯才是举，有没有德行就顾不上了。可是，如果身处太平盛世，就必须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被朝廷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向唐太宗上书说：“治理好天下应该以人为本，要想百姓安居乐业，关键在于刺史、县令。国家需要的县令多，不可能全都贤能英明。但是，如果每个州的刺史都贤能，那么整个国家就平安无事，陛下和百姓就都可以高枕无忧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选择品行高洁、才能突出的人担任。有机会升迁提拔为丞相、司徒、太尉的人，必须通过这些职位考核他，或者从郡守中选拔任用。皇上不可以只重视朝廷大臣的挑选，而忽视刺史、县令的选拔工作。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唐太宗听后，对周围的侍臣说：“刺史由我亲自挑选，县令就命令五品以上的京官，各推荐一人好了。”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咨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纠弹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相的职位应该精简，他向皇帝上书说：“我听说尚书省政务繁重，对国家政务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尚书的任命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八座，即左、右仆射和六部长官，被比喻为文昌星，左右二丞被比喻为管辖。至于曹郎，被比喻为天上的各个星宿，如果众官员不称职，滥用职权，就会遭到天下人耻笑。近来，我发现尚书省办事拖沓，繁文累牍。我的确不才，但还是想向陛下分析这个弊病的根源。贞观初年，没有设置尚书令和仆射这些职位，当时政务繁杂，比现在多了几倍。但是左丞相戴胄、右丞相魏徵都深知为官之道，性格方正耿直，无论任何事务，都不回避。陛下又施加恩德和仁慈于天下，这自然让百官肃然起敬。上行下效，各个部门都不敢懈怠，因此将这种作风保持了下去。到杜正伦接任右丞相一职，还很有威信。可是后来国家的纲纪法规开始废弛，都是因为皇亲国戚占据了官位，他们的才能并不能胜任这些职位，并且还利用权势互相争斗。这使得官员们无可奈何，无法秉公办事，虽然他们想摆脱这种影响，却害怕被人诽谤。所以郎中的职权被剥夺了，凡事只知向上司禀报；尚书被别人的意图所左右，对政务不能决断，或者有意拖延办案的时间。案子虽然已经清楚了，但是还要下面再三盘查。要下面查案子却不规定期限，等到下面的人终于交差了，也不责备他们办事太拖沓。就这样一件案子一经审查，往往要拖上好几年，或者审查的结果与实情不符，或者为了避嫌故意歪曲事实。有关部门只要事情了结就行了，根本不管情况是否属实。尚书省把皇亲国戚徇私舞弊当成了理所当然之事，也不管是否合理。就这样官官相护，彼此包庇纵容，风气越来越坏。官员应该由大家推举出来，只有有才能的人才可以被授以官职。君主治理国家是替天办事，官员所处理的事情也是上天委派的事情，怎么可以胡乱交给别人去办理呢？至于皇亲国戚、开国元勋这些人，应该在礼仪上给予优厚的待遇。他们现在不是年事已高，就是体弱多病，精力不济，已无法为国家效力，应该让他们处于闲职。他们妨碍贤能的后辈得到适当的任用，已经很久了，这样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要消除这种弊端，应当精简尚书左右丞和左右郎中。如果各个职位能人尽其用，国家就可以纲纪严明，而且朝廷应当肃清风气，让那些为自己的利益奔波的蝇营狗苟之辈偃旗息鼓，只是改变臃肿无效的官僚机构还是不够的。”看过这篇奏书，唐太宗很是欣赏，不久就封刘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徵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